面对二十年来最弱的经济增长和逐步显现的通货紧缩风险，中国央行自去年十一月以来，采取了一系列降息、降准的举措，并在上周允许人民币小幅贬值。财政政策也开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，但是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继续有增无减，企业税负高企，营改增的减税效果甚微，个人所得税增长速度远超名义GDP增速。我们认为，在当前中国国有部门负债高企、投资效率提高有待改革实际推进的大背景下，有效降低宏观税负、盘活资产存量对于稳增长和调结构都有重大意义。

我国宏观税负高，主要体现为企业部门税负过高，不利于企业投资和创新。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疲弱，主要原因是企业部门投资意愿不强，企业部门税负过高是一个重要原因。2012年我国狭义的宏观税负（计入社保缴费）占GDP的比重为22.4%，但是，如果计算反映真实负担的广义宏观税负，即按照包括一般预算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社保基金总收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内计算，2014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年高达37%，已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（平均在30—35%之间），这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。同时，与发达国家实行“高税负、高福利”政策相反，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，税负更是明显偏高。

同时，政府收入并没有及时以支出的形式返还实体经济，而是以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等形式大量沉淀为存款储蓄，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，和对总需求实际的紧缩效应。截至今年7月底，机关团体存款高达20.3万亿，财政部门国库现金存款在7月底接近4.6万亿元，与国库现金管理余额最小化的原则严重不符。无论从国际上还是从中国历史看，这都是比较独特的现象。宏观税负重、政府部门的储蓄偏好、加上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使得企业部门的税负过高，严重影响企业投资和技术更新的积极性。根据现金流量表计算，2012年企业税负相当于其含税可支配收入的47.4%.虽然企业上交的间接税有一部分可以转嫁给居民部门，但同样对经济增长不利。

政府拥有巨额存款储蓄和大量国有企业资产两座“金山”，未来降低企业和居民税负的空间巨大。未来盘活政府储蓄的空间巨大，应该用来降低企业部门过高的税负和社保缴纳负担。2014年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高达102万亿元，去年利润为2.5万亿，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，023亿元，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不到10%，上缴比例明显偏低，企业和居民难以分享国有企业的收益。我们认为，未来国企改革、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提升及为全民所享，可以为降低税负，尤其是高达工资28%的基本养老保险，提供巨大空间。

通过税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。如果未来政府能够有效盘活两座“金山”，将有效打开降低企业部门税负的大门。在所有行业营改增改革完成后，未来营改增改革将进一步减少增值税税率档次，并借机进一步减税。目前增值税税率档次偏多，有17%，13%，11%，6%，3%五档。此外，我国间接税的比重较高，2014年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占总收入比重超过70%，主要由企业部门负担，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增加直接税，比如房产税、财产税等，为减少企业税负创造条件。

不应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而缩水减税力度、推迟税制改革力度或者征收“过头税”。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，政府部门的税收和卖地等收入增长也明显下降，中央政府在出台改革时可能会顾虑这个因素，放缓税制改革步伐，地方政府部门征收“过头税”的现象也会存在，二者均不利于减轻企业部门税负，不利于稳增长。过去几年，减轻企业部门税负的主要手段是“营改增”改革，但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减税力度不够。今年底前政府将全面完成营改增，将营改增范围扩大到建筑业、房地产业、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。我们预计2015年的减税效应可能超过2，000亿元 ，但需要关注实际执行过程中减税力度不足的问题。我们认为，政府部门具有其他渠道解决收入增速下降的问题，比如适当提高赤字水平，加大地方债置换的力度，特别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和存量资产的空间巨大。